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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胡文秀，中国光大集团战略规划部管理学博士、金融方向博士后。

文章来源：《保险理论与实践》2026年第2辑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已进入深度“风险社会”。人口老龄化、极端气候、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交织叠加，国家治理体系面临系统性风险日益复杂与公共资源约束趋紧的双重压力。单纯依靠政府财政兜底和行政动员的单中心风险治理模式，边际效用逐渐递减，财政可持续性也面临挑战。寻求市场化、专业化的风险分担机制，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在这一背景下，保险业的角色定位正在发生历史性重塑。保险不再只是微观主体转移风险的商业工具，而被赋予“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的战略使命。作为风险管理的核心制度安排，保险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但一个核心问题仍待厘清：保险本质上是基于私有产权和个体理性的市场契约工具，遵循风险定价、精算平衡和商业可持续逻辑；国家治理则是基于公共权力的制度安排，强调公平正义、公共利益和社会稳定。二者在目标、机制和价值导向上并不完全一致。那么，作为“私人物品”的市场化保险，如何转化为解决“公共问题”的有效工具？如果不能厘清这一“公私逻辑”转化机制，保险就容易陷入逐利性与公益性的冲突，导致市场失灵或治理失效。

本文引入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理论，构建“功能—资源—技术”三重嵌入分析框架，解释保险制度如何突破单纯市场交易边界，深度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从契约逻辑向公共逻辑的制度重构。

一、“大保险观”的提出背景与实践脉络

“大保险观”是我国保险制度在应对复杂风险社会挑战、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它标志着保险业的功能定位正经历从“市场契约工具”向“国家治理工具”的历史性跃迁。

从现实语境看，人口老龄化、气候变化、科技风险等新型风险不断交织，传统治理模式面临压力，亟须引入市场化、专业化机制提升社会治理韧性。保险具有跨期资源配置、风险定价、损失补偿和风险减量管理等功能，能够连接市场机制与政府职能，成为风险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理论内涵看，“大保险观”超越传统狭义的“保费—赔付”商业闭环，强调以保险为枢纽，整合风险管理资源，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其核心包括两层逻辑：一是功能边界拓展，保险不再局限于私人物品交易，而被赋予准公共品属性；二是治理结构嵌入，保险不再只是政府治理的商业补充，而逐步成为社会安全网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制度支撑。

从实践脉络看，我国保险业通往“大保险观”的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功能回归与市场逻辑矫正。监管层提出“保险姓保”，推动行业回归风险保障本源，为保险承担治理职能夯实基础。第二阶段是治理探索与功能外溢。惠民保、长期护理保险、巨灾保险、环境责任保险等实践不断发展，保险逐步介入医疗保障、养老服务、灾害救助和公共安全等领域。第三阶段是制度嵌入与顶层设计重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发挥保险业“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新国十条”进一步对保险服务民生保障、实体经济和国家战略作出系统部署，保险参与国家治理由自发外溢转向自觉嵌入。

由此看，我国保险业正沿着“回归本源—功能外溢—制度嵌入”的轨迹演进，“大保险观”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理论升华。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既有研究多从三个角度理解保险功能：一是将保险视为风险配置的市场工具，强调精算定价、偿付能力和市场效率；二是将商业保险视为社会保障体系的补充机制，关注其在医疗、养老等领域的保障功能；三是将保险作为治理体系的协同要素，强调其与财政、法律、社会保障等制度的互补关系。上述研究为理解保险功能拓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但总体上仍偏重宏观功能阐释，对保险如何从政府的“外部合作者”转变为治理体系的“内部构成要素”，以及在嵌入过程中如何处理市场逻辑与公共逻辑的冲突，解释仍显不足。

为此，本文引入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理论。该理论强调，经济行为并非孤立运行，而是嵌入特定社会关系和制度结构之中。将其用于分析保险制度，有助于突破“市场—国家”二元对立，解释市场化保险机制如何融入公共治理体系。

基于这一视角，本文认为，“大保险观”的实质，是保险制度向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度嵌入，具体体现为功能嵌入、资源嵌入和技术嵌入三个层面。下文将围绕这一框架展开分析。

三、保险参与国家治理的“三重嵌入”模型

（一）功能嵌入：从“事后补偿”到“风险治理”的职能互补与深度依赖

功能嵌入指保险机制介入公共管理领域，承担原本由政府单一承担或无力承担的治理职能。在传统治理模式中，面对老龄化、环境污染等复合型风险，行政手段往往面临信息不足、成本较高和响应滞后等问题。保险通过精算技术和风险定价机制，将不可控的社会风险转化为可管理的契约责任。随着嵌入深化，保险机制逐步成为社会治理体系中相对稳定的制度支撑。

（二）资源嵌入：从“金融中介”到“国家战略资本”的跨期配置

资源嵌入指保险资金作为特殊要素资源，深度融入实体经济与国家战略发展体系。不同于短期投机资本，保险资金具有规模大、久期长、来源稳的耐心资本属性。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均具有长周期特征，需要能够跨越经济周期的长期资本支持。保险资金由此不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投资资金，而成为服务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资本。

（三）技术嵌入：从“数据孤岛”到“数字治理节点”的基础设施化

四、制度重构：从“契约逻辑”

向“公共逻辑”的演进

如果说“三重嵌入”解释了保险如何进入国家治理体系，那么“制度重构”则进一步说明，保险在嵌入过程中如何从市场契约工具转向公共治理工具。“大保险观”的实质，是保险制度底层运行逻辑的根本性重构。随着保险深度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一种全新的“公共治理逻辑”正在生成，要求保险跨越个体利益边界，关注系统性风险的治理与社会韧性的提升。

一是风险治理逻辑重构，即从个体等价交换走向社会韧性共建。在契约逻辑下，保险遵循“多风险多付费”原则，风险越高、保费越高，甚至可能被拒保，容易导致老年人、慢病患者、低收入群体等高风险人群被市场排除。在公共逻辑下，保险产品开始承载社会互助和普惠保障功能。例如，惠民保突破传统商业健康险“择优承保”模式，将部分既往症人群纳入保障范围，推动保险由私人工具转向公共制度安排。

二是资本配置逻辑重构，即从短期套利走向战略支撑。在传统商业逻辑下，保险资金配置主要遵循风险收益匹配原则。在公共逻辑下，保险资金被赋予耐心资本和战略资本属性，需要在保值增值基础上，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保险资金通过跨周期配置，既可以获得长期稳健收益，也能够支持实体经济和国家战略。

三是技术应用逻辑重构，即从私有定价工具走向公共数字基座。在传统模式下，数据和算法主要服务于保险公司的精准定价、客户筛选和反欺诈。在公共逻辑下，保险积累的数据和模型逐渐成为公共治理的重要要素，可在巨灾风险管理、交通安全、安全生产等领域辅助风险预警、资源配置和事故预防。

五、保险嵌入国家治理的典型场景

我国近年来在社会保障、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等领域形成了一批保险嵌入国家治理的典型实践。

长期护理保险是社会保障嵌入的典型。老龄化背景下，失能照护面临供需错配。长期护理保险通过“政府主导、商业经办”模式，引入保险机构开展失能等级评估、护理质量监控和费用审核，解决“谁真正需要护理”“护理服务质量如何”等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了公共服务精准性。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是公共安全嵌入的典型。在安全生产领域，企业可能因成本考虑忽视安全投入，政府监管又面临执法力量有限的问题。安全生产责任保险通过费率杠杆和事故预防服务，将企业事故风险与保费成本直接挂钩，引导企业主动加强安全管理。同时，保险机构通过风险排查、隐患整改建议和安全服务，成为政府监管的辅助力量。

巨灾保险是应急管理嵌入的典型。面对地震、台风、洪涝等巨灾风险，传统财政救助模式容易造成财政支出波动和预算压力。巨灾保险通过风险分散和跨期平滑机制，将集中爆发的灾害成本分散到长期保费积累、风险基金和再保险市场中，增强财政韧性和应急管理能力。

六、制度转型的多重张力

作为一种基于私有产权的市场制度，保险在向具有公共属性的治理体系嵌入时，不可避免地陷入“市场逻辑”与“公共逻辑”的博弈，形成价值、制度与技术三个维度的显著张力。

一是商业逐利性与公共公益性的目标张力。保险机构需要商业可持续，国家治理强调公共利益最大化。二者冲突集中体现在风险选择上：商业逻辑倾向于选择低风险群体，公共逻辑则要求覆盖高风险、弱势群体。若缺乏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或风险共担机制，保险机构可能在公共属性较强业务中面临“做多赔多”的困境，影响机制可持续性。

二是功能扩张与法律赋权滞后的制度张力。保险在灾害管理、社会保障、安全生产等领域承担越来越多治理职能，但相关法律制度供给相对滞后。现行《保险法》仍主要强调商事合同属性，对保险的社会治理功能包容不足。在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环境责任保险等领域，保险机构承担事故预防、风险检查等准公共职能，但权责边界仍需进一步明确。

三是算法黑箱与行政透明的技术张力。数字治理要求数据共享、过程透明和结果可解释，商业保险则强调数据产权和算法机密。当保险机构参与医保控费、交通评级、风险分级等公共治理活动时，其算法可能直接影响公共资源分配和公民权益。若算法规则缺乏必要解释和监督，就可能引发公平性、透明度和责任归属问题。

七、路径优化：促进保险有效嵌入

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

针对上述张力，推进“大保险观”落地，关键在于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制度保障相结合的治理机制。

一是优化法律制度供给。应加快完善多层次法律规范体系，为保险参与国家治理提供合法性基础。可在《保险法》等上位法修订中，进一步体现保险服务国家治理、社会管理和风险减量的制度功能。同时，围绕巨灾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等重点领域，完善专门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厘清政府、保险机构、企业和个人之间的权责边界。

二是构建激励相容机制。对于具有明显正外部性的治理型保险，应建立财政金融协同机制。政府可通过风险基金、保费补贴、税收优惠、再保险支持等方式，分担高风险、低收益业务压力。对主动承接公共治理任务的保险机构，可在监管评级、资本规则、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正向激励，实现公共价值与商业可持续统一。

三是深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应推动公共部门与保险业数据依法合规共享。由政府牵头，打通医保、应急、交通、气象、农业等公共数据接口，建设统一、安全、高效的数据共享平台。同时，探索隐私计算、联邦学习等技术应用，在“数据可用不可见”的前提下，兼顾治理效率、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

四是强化保险业自身能力建设。保险业应从传统销售导向转向专业服务导向，加大巨灾模型、精算定价、防灾减损、健康管理、养老服务等领域投入，提升事前预防、事中干预和事后补偿的全链条服务能力。监管也应从单纯合规监管转向功能监管、行为监管并重，引导保险资源流向国家战略和民生保障急需领域。

八、结语

“大保险观”不再将保险局限于微观主体的风险转移工具（契约逻辑），而是强调其作为宏观制度安排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公共逻辑）。所谓“大”，体现为嵌入维度的多元化与治理深度的系统化：通过功能嵌入，保险从财务补偿者转变为社会治理参与者，落实“社会稳定器”职能；通过资源嵌入，保险资金转化为服务国家战略的耐心资本，体现“经济减震器”担当；通过技术嵌入，保险数据成为国家数字治理的重要基础设施。

因此，推进“大保险观”的落地，本质上是推动保险业从市场化风险转移工具向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制度工具转型，不仅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应有之义。

编辑：于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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