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璐

让我们重回鲁迅。如果当下用“死火”去指认鲁迅所开辟并拓殖的文学疆域，并在轰鸣的文学征伐声中与现实主义音调合奏，旋即成为百年中国现代文学主流的乡土文学，怕是鲁迅本人也将自觉“坠在冰谷中”。乡土勾连着中国人的精神之根，因而在集体性的失根焦虑与在车载斗量的经典总量前，在表面上代代更替的理想读者与手不停挥的书斋学者前，在散发煌煌圣光的光辉历史与持续喷涌的乡土文本前，在看似依然光芒四射的红色枝杈前，承认热焰即将枯焦是艰难的，承认传统认知中的乡土文学存在某种走向终结的可能亦然。作为本体胀大，同时增生腐斑和新鲜毛囊的文学史旧王，乡土文学至今仍在巡察它的领地——某种由专业学者、部分嗜好怀旧的读者围挡起来的“自己的园地”，我们曾毫不犹豫地断定乡土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如今，在没有出现最新的现象级的和强力延伸至公众舆论空间的乡土文本前，当下的乡土文学是否依然能被视为文学主镇？

乡土文学的命运依靠的是此时代的作家和此时代的读者。一方面，“70后”的付秀莹、“80后”的魏思孝、“90后”的郑在欢等作家虽然仍在进行乡土写作，但当下大部分的青年作家缺乏乡村生活经验，他们是否情愿沿袭写作师承，继续书写乡土？即便是有部分作家愿意涉猎乡土题材，但在缺乏真实的生活经验和真诚的情感立场的基础上，他们或许只能通过熟练而规范的制式写作去复苏想象中的乡土。面对急于摆脱影响的焦虑，急于打破被冠以蹈袭声名的可能，乡土文学或许会成为青年作家“弑父”式写作率先踏碎的王座。实际上，我们在欢呼城市文学成功立名和拓殖的同时，隐隐有着对乡土文学积存的历史潜影的不满和叛逆。另一方面，在论者对“00后”读者的阅读状况调查中，乡土文学文本出现的频率在逐年降低，且都集中于以下几本：路遥《平凡的世界》、余华《活着》、沈从文《边城》、陈忠实《白鹿原》、萧红《呼兰河传》、莫言《蛙》等。[1]以上大部分作品都进入过初高中推荐阅读书目（或入选初高中课本），某种程度上已经完成了经典化。那么，在公共阅读空间中，在脱离专业学者的书斋外，此时代的乡土文学的新读者在哪儿？乡土文学和乡土本身会否成为精致的文化徽章，在玻璃展柜后散发着巨大却朦胧的历史光晕？

与鲁迅相隔百年，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高歌猛进中，在恢宏的引擎声伴着眩惑的信息流席卷而来的“赛博时代”到来前，乡土和乡土文学存在“慢朽”的危机。是时候去想象未来的赛博乡愁将以何种形态被征用、被编码、被再塑，并将以何种伟力去召唤永恒的乡土子民们进行赛博时代的乡土叙事了。

若将乡土的空间阈限视为与城市相对的乡村生产生活场域，用“赛博”去定义乡土似乎是一种言语的错置。然而正是基于对“死火”危机的警惕与传统乡村形态终将消逝的共识,也基于对陶渊明式桃源幻梦必将代代留存的确认，“赛博乡土”有了被命名的前提。“赛博（Cyber）”由美国“控制论之父”维纳创造，20世纪80年代美国作家威廉·吉布森在《神经漫游者》一书中将未来人类活动的没有客观实体的世界称为“赛博空间”（Cyberspace）。“赛博”本身意味着高度乃至极致城市化的社会形态，如威廉·吉布森在《神经漫游者》、菲利普·迪克在《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等经典赛博作品所描绘的，在耸立的、单体式的、塔楼式的城市巨物之外，人类的生存空间是一片废墟和荒漠，典型意义上的乡村样态最终死灭。然而在即将完成物理意义上的城市化之后，在迈进后城市化时代的过程中，当下中国人的精神活动正在发生集体性的空间位移，转移到指涉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信息世界的“赛博空间”内，那么传统乡土的意义是否可以被解构，并被打碎重组成可能的“后乡土”样态？正如“email”（电子邮件）是对“mail”的再命名一样，“小桥”“流水”“人家”等典型意义上的乡村物象被上传到赛博空间内，继而被娴熟的“赛博乡民”摄取、消费和探讨，或许这是“死火”重燃的可能途径。

一、“赛博乡土”的生成逻辑：乡土叙事的“现代化”路径

“赛博乡土”无疑是现代化高度发展的成果，因此，有必要重审乡土文学的现代化叙事路径。整个二十世纪，在现代化约等于城市化的语境下，伴随强烈的集体发展焦虑，乡土被捆绑在现代化的发展战车上，乡土文学的传统叙事路径是基于城乡二元对立话语而建构的。在现代作家笔下，传统农民徘徊在由茅盾、张爱玲、施蛰存们共同浇筑的城市庞大水泥体门前，阿Q的进城之路以落荒而逃告终。直至城市化打碎了静态、凝固的传统生活形态，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被认为是流动性的，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反问的：“难道现代性不是一个从起点就已开始‘液化’（liquefaction）的进程吗？”[2]他指认人类通过自由力量打破可靠和坚固的旧秩序，而新秩序一直处于动态的更新生成中，现代社会是一种液化的流体。踏在现代化的潮头，处于改革开放时代，农村青年在锚定自己的人生出路后，阿Q们仰望的隐形门槛被高加林们小心跨过，直至汇成延续至今的单向度的、集体性的、结构性的社会流动，以至于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在文学视阈中探讨“乡下人进城”“农民工写作”等议题显得过于陈旧。

《流动的现代性》

[英]齐格蒙特·鲍曼 著

欧阳景根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身处液化、变阵、飞动的现代社会，横亘于前、不可阻挡的城市化进程在持续，乡土本体在历经挤压、破碎、重组的现代化转型序列，乡土作家察觉到了这种转型的结果，或惊讶于发展的炸裂速度，在发展主义冲击波中干脆加速，在文本中超前完成发展的终极目标，如阎连科，他写就《炸裂志》这样的发展寓言；或干脆让荒野归荒野，让颓败持续颓败，让死灭永远死灭，历史又加速倒退，在文本中完成极致反现代的退场，张炜早在《九月寓言》里就让一切融入野地。但更多的乡土作家则站在发展序列的阵地，正面迎向这不可阻挡的现代化潮头，如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关仁山的“农民三部曲”、贺享雍的“乡村志”系列等。

无论立场是激进、退后还是正视，乡土作家所进行的正是对传统乡土文学的又一次现代化叙事更新，形成了“新乡土文学”，如果重审初历现代社会的鲁迅对“乡土文学”的定义，某种创作圭臬业已变化：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G.BRANDES）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又不是这作者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眩耀他的眼界。[3]

这种创作变化出现的原因是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写作者与城市的关系早已变化，因此对乡土现代转型的写作立场也就随之转变，鲁迅所言的“乡愁”也即有了不同含义。鲁迅所框定的写作者与城市的关系是“侨寓”，是“暂住”，是城市的流浪者，这帮“他乡客”穿梭在与具备和谐、均齐等审美品质的乡镇截然不同的立体都市中，获得新奇的现代性体验，因此在回望与暂归故乡时，在与现代化都市的炫惑、惊奇体验的对比中，故乡呈现出苍白、荒芜的面目，因此他们所言的“乡愁”更多是故土流离、世事沧桑的“侨寓”情结，现代文学史上的“荒村发现”正来源于这种“隐现”的乡愁。但在完成了乡村出逃，成为成功的城市征服者后，乡土作家与城市的关系不再是“侨寓”，而是替换成“定居”，“乡愁”反而不再“隐现”，在远离故土的城市时空和截然不同的生活场景下，这种“乡愁”反而得到加强和确认，使故土得以获得精神原乡的地位确认。贾平凹在谈论《极花》时写道：“如今，上几辈人写过的乡土，我几十年写过的乡土，发生巨大改变，习惯了精神栖息的田园已面目全非。虽然我们还企图寻找，但无法找到，我们的一切努力也将是中国人最后的梦呓。”[4]意识到精神原乡不可避免地被现代化浪潮裹挟，在整体性的失根焦虑中，这种加强版“乡愁”之“愁”不仅是感伤和怀念，更是对乡村现实的忧愁和对乡村未来的焦虑，因此他们只能发出微弱的梦呓。

基于这种惶恐、忧虑的精神底色，此时代的乡土作家尽可能地扩展传统乡土文学的疆域，将现代化的多样结果纳入乡土文学的表现领域，“乡土叙事”由此转向了“新乡土叙事”，那么“新乡土叙事”无疑是对“乡土叙事”的扩容，这类对传统乡土叙事的“扩容”大致分为两个方向：

一是从地理意义上，打破传统乡土叙事的空间阈定，开拓乡土叙事的叙事界限和叙事空间，延伸至城乡结合部、小城镇、城中村乃至“都市乡村”，“县域”作为发展意义上的“微型城市”和精神意义上的“大型原乡”，也可作为广义上的新乡土叙事空间。赵本夫《无土时代》、柳建伟《都市里的生产队》、王华《在天上种玉米》等作品甚至将农作物作为乡村探伸的先行触角，让农作物成为某种留存乡土经验的文化符号“侵入”城市空间中。丁帆在论及世纪之交乡土小说的转型时将其列为首要特征：“世纪之交的中国乡土小说将叙事视阈与叙事空间向城市拓展，将‘进城农民’及其流寓的城市作为重要的书写对象，从而颠覆了乡土文学既有的不延伸到城市空间的历史性阈定。”[5]这种新阈定无疑从空间意义上扩展了乡土叙事的容量和体积，并融合了长期对立的城市/乡村、传统/现代、农民/市民、新/旧的二元语境。

《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

丁帆 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二是在现代化语境中，立足乡村本体，扩展传统乡土叙事的主题，以反映乡村现代化、乡村治理、乡村振兴等时代主题的叙事为主，这正是“新乡土叙事”讨论的核心，以上述周大新、关仁山、贺享雍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叙事，以及以“扶贫”“新山乡巨变”等为主题的乡土写作无疑是对“新乡土中国”作出的即时再现。王尧认为：“只有在乡土中国发生根本性变化时，根植于乡土中国的乡土文学才会有新发现和新书写。我们可以把因现代化冲击产生的乡土文学纳入乡土现代化中，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生变化的‘新乡土文学’则是一种全新的现代化叙事。”[6]那么这就为乡土文学在未来发展的高速列车上预留了席次，在现代化正急速变化生成的乡村现场，“新乡土文学”也可随之进行跟进性的延展和更新，及至发展为最终的“赛博乡土叙事”。

然而，回到乡土文学创作现场，胡学文的《有生》如何安放？既不属于叙事空间层面上野心勃勃的征伐，也不对现代转型投诸热切的希冀，《有生》沿袭的是《笨花》《白鹿原》《额尔古纳河右岸》这一脉对乡土历史的关怀，不是叙事的“液化”和“扩容”，反而是“浓缩”和“收束”，然而“精神之根”多系在镀金的过去，而不仅是黄金的未来。李震提出了“文化子宫”的概念：“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现代化的每一个冲击波都会与乡村所传承的传统文化短兵相接，在冲突、交锋、融合中逐渐生成一种新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说，乡村是中国文化的‘子宫’。”[7]《有生》显然在关注这类精神遗产的文化价值，如果“乡土叙事”和“新乡土文学叙事”是共时的，“新乡土叙事”没有以“弑父”的姿态蹈血前进，在摆放“历史”的位置时，也该将《有生》这一脉一同引向乡土文学发展的黄金未来。

重溯乡土文学的现代化叙事路径，“赛博乡土”叙事话语的生成也该融合传统乡土叙事和“新乡土叙事”的多重面向，乡愁或言乡土情怀依然是乡土作家应怀有的精神底色，对现代化图景的描摹也将是“赛博叙事”的重要主题，而对乡土文化历史的追溯，将成为赛博时代抵御价值乱流的可能途径。

二、消费时代“赛博乡土”的前瞻：“泛乡土叙事”

在当下主流公共话语空间中，形塑乡村的主导权已逐渐让渡于传统乡土写作之外的叙事领域，种田文与农村题材视频作为“泛乡土叙事”，已经构建出“赛博乡土”的前瞻形态，而在以造梦、表演、虚构为特征的“泛乡土叙事”中，“现实主义”的美学品质或许已无足轻重了。

如果将乡土文学的历时更新和空间扩容当作文学追逐充分现实化的结果，那么大部分的乡土作家可称得上是罹患“现实主义焦虑症”，他们力图去更新捕捉最新的乡村现实，然而发展的速率已难以靠文学媒介及时呈现。在过去，乡土文学对现实的镜像功能尤为突出，鲁迅发现了老乡土中国的斑斑旧痕，沈从文用文人宣纸做的“创可贴”将其打上精致补丁，供奉于理想的文化庙宇，继而在“左翼农村叙事”“农村题材小说”“乡下人进城模式”“农民工叙事”“新山乡巨变写作”等一系列窥望、反射现实的发展序列里，“文学乡土”逐渐蜕变成“文学新乡土”，文本之外，乡土中国亦转型成为“新乡土中国”。

然而“新”的时效转瞬即逝，历史总在一边推进，一边隐遁，发展是永恒的未完成时态，“新乡土文学”的叙事焦点仍旧集中在乡土本体场域内。在极力进行扩容征伐的“新乡土”战场上，出于“文化精英”的自我体认，乡土作家却本能地排除了在传统文学样式之外的新媒体叙事领域。而“泛乡土叙事”正以超高的生产效率、公司化的集体运营大量出产可复制的、符号化的、标签化的“赛博乡土”消费品，表现出与严肃文学叙事截然不同的“非现实主义”特质，这种特质恰恰指向“赛博乡土”虚拟性、想象性的叙事逻辑。

种田文中的“种田”最早来源于SLG策略类游戏中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游戏宗旨，以“种田”泛指扩大势力范围的前期经营活动。早期的种田文沿袭了“种田”的延伸意义，在这种类型的网络小说中，主角通过发展农业、经济、军事等力量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和人脉，通过内政经营、技术改革等经济、科技手段形成压倒性的优势，从而建立霸业。后期的种田文逐渐往“种田”的本意转向，指的是生活在农村空间，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经营活动，以表现家长里短为主要内容的乡村题材网络小说。起点读书、晋江文学城这两大主流网络文学网站都设有“种田”的专栏，代表作品有《农家小福女》（郁雨竹，起点中文网）、《江南岸》（张鼎鼎，晋江文学城）、《古代山居种田养娃日常》（随云溪，晋江文学城）等，种田文已经完成类型化和市场化，在2023年，“种田文”入选阅文集团联合媒体发布的《2023网络文学十大关键词》。

如果说种田文还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乡土文本，农村题材视频则脱离了以文字为载体，而走向综合视听的新媒体叙事范畴。之所以将其纳入“泛乡土叙事”，自然因广义的“文本（text）”概念不仅是文字写就的，还包含一切符号形式，如仪式、音乐、电影甚至事件，福柯指出：“现在，畅销文学已经不够了，还有一些更有效的方式，比如电视和电影。我认为这是一种对大众记忆再编码的方式，大众记忆存在着，但它没有任何可以自我书写的方式。”[8]在能够触及当下公共精神空间的传播领域，在有效编码、唤醒、再编码大众记忆的传播媒介中，文学文本的效用逐渐减弱，乡村形象的营造、乡村热点的激发、乡村事件的扩散大部分依靠农村题材视频。农村题材视频根据时长，分为以哔哩哔哩等网站为主要发布平台的长视频，以抖音和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为主要发布平台的短视频，前者以“李子柒”“华农兄弟”“滇西小哥”等为代表，后者以“帅农鸟哥”“东北雨姐”“张同学”等为代表。正如鲁迅和沈从文所建构的两种乡土形象，种田文和农村题材视频所营设的乡土形象也分为衰败农村和诗意田园两种。

李子柒

华农兄弟

滇西小哥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纯文学作家逐渐失去乡村代言人的身份，在舆论争夺场上节节败退，言说、塑形、定义乡村的权力已逐步让位于网文写手和博主。种田文与农村题材视频是消费社会的消费产品，其贩售的并不是“赛博乡愁”，所要达成的目的也不是传统乡土叙事所要引起的一般审美功效，观众观看这类产品，娱乐的目的已远大于审美。“种田”和“农村”只是作为赛博空间内的标签，最终目的是帮助生产者快速攫取流量，从而实现作品“点击率”的飙升，并完成最终“变现”的目标。为了攫取流量，“泛乡土叙事”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消费社会的产物——媚俗和刻板的文化特质。

“赛博乡土”是现代化充分发展的成果，作为一种前瞻形态，“泛乡土叙事”呈现的乡土形象却有意识地远离现代化特征，而着力于复苏前现代乡村图景。大量种田文将背景设置在古代社会，或将时间推前至20世纪中下叶，比如洛水伽楠的《七零女场长》里的主人公直接穿越回1970年代胜利农场，重启了成长奋斗的个人历史。视频博主李子柒虽身处当代，但她创设了一个远离现代化生活的化外之地，一个悬浮于所有时代的精神桃源，视频中出现的烤炉是土筑的，喝的酒是古法的，她本人也身着襦裙、涂抹胭脂，从个人形象、生活场景等方面全方位完成了古典田园氛围的营设，甚至劳动也是在循袭旧式的劳作行为。与乡土作家的现实主义焦虑症不同，这类“泛乡土叙事”主体在对乡土进行再编码时，“乡村发展现场”“乡村发展未来”等议题不是他们呈现的焦点，相反，历史才是他们摄取、复现和再生的主要对象，实际上，这种历史并不是真正在时间链条中留痕过的真实历史，而是一种由公共记忆出产、标签化了的“模拟历史”。

“赛博乡土”叙事的形态更倾向于一种碎片化的状态，因此，有直观指向且特征明显的场景建构尤为重要。在“泛乡土叙事”中，风景的意义逐渐由场景替代。传统乡土文学中的风景不仅作为人物活动的前景，更是承载了审美和文化意味。而“泛乡土叙事”中呈现的田园风光更像是场景，农具、家具更像是道具，创作者通过刻板化的装置布置来复苏公众回忆中的典型乡土。比如在张同学、东北雨姐的东北主题视频中，往往会有典型的东北风物，比如炕、雪、军大衣等。乡土作家在构建历史时，往往会正视“物的匮乏”，尤其是食物的匮乏，乡土文学中有大量饥荒叙事，比如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阎连科《日光流年》、张浩文《绝秦书》等。“泛乡土叙事”却有意识地忽略了物质匮乏的历史，在东北雨姐们的视频里，如果一定要拎出叙事线索的话，那么“找食材—做饭——聚餐”即是这样的线索，“吃”是视频展现的全部叙事事件。而种田文里也常常存在主人公通过贩售食物而发家致富的情节，比如《长安小饭馆》《渔家小娘子》等。由“物的匮乏”到“物的盛宴”，“泛乡土叙事”打造了一个丰盛、富足的精神乡土。

另外，不可否认的是，“赛博乡土”是一种亟待消费的产品，脱离不了消费社会的特征。种田文与农村题材视频使传统乡土叙事中承载文化与乡愁的乡土成为文化消费品。泛乡土叙事者将乡土文化视为可消费的对象，将乡村形象视为商品，将其上传到赛博空间内，复制大量的制式文化商品，实际上已形成一种文化循环状态：文化生产—文化上载—文化消费—文化下载—文化生产。这群新生产商们打碎、凝聚、再塑多种样态的乡土文化产品，使其上传，让其汇流，在浩瀚的数字海洋中漂游，让·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中，文化消费和文化内容、文化公众无关：“可见文化消费问题既不与本来意义上的文化内容相联系，亦不与‘文化公众’（文化和艺术‘平民化’是一个永恒错误的命题，其牺牲者既包括那些‘贵族’文化的参加者们也包括那些大众文化的捍卫者们）相联系……文化再也不是为了延续而被生产出来。”[9]然而，大规模进行乡土文化产品消费的结果反而使其存在于永不消失的赛博空间内，“赛博乡土”本身也达到了绝对意义上的永生，那自然不存在文化失效的可能，传统乡土作家的失根焦虑也不复存在。

《消费社会》

[法]让·鲍德里亚 著

刘成富、全志钢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在传统乡村生活形态消失的未来，“赛博乡土”的生产者们显然不具备乡村生活经验，“泛乡土叙事”创作者也不需要有乡土生活经验。与传统乡土作家都有农村生活前史一样，早期的农村题材长视频创作者如华农兄弟、李子柒等都来自农村，他们以原乡原民的身份来呈现农村生产、生活图景。然而到了短视频时代，呈现碎片化的乡村生活场景成了视频表现的主流，尤其在直播卖货这一新型交易方式出现后，为了快速攫取流量，MCN[10]机构通过签约博主、打造场景、营造人设来快速建立“仿真”的乡土世界，如活跃于短视频平台的东北雨姐因为卖假货事件“塌房”后，民众发现她视频中的家不过是搭建的场景。MCN机构的运作，采用的是集体创作模式，调研市场、生产视频、剪辑引流、营销控评，这一套博取流量的操作模式是可复制的，出镜人反而并不是叙事者，这与传统乡土叙事文本不同，文本是核心，而视频文本只是生产链条中的一环。值得注意的是，在种田文与农村题材视频的舆论空间内，创作者反复宣扬自己创作的目的恰是要保存乡土文化。冷酷、敏锐的“泛乡土叙事者”将这种人文主义关怀打造成辅助流量的先行主题，与同样消费“赛博乡愁”的受众心照不宣地达成合谋，在“赛博空间”内形成买卖市场。

即使是在贩售“赛博乡愁”，这类“泛乡土叙事”塑造的乡土仍然具备一定的“精神原乡”价值，其反复呈现的物质铭证、礼俗文化、原乡场景、民间日常仍然具备文化景观的审美特征，其指涉的根植于民族共同记忆的人情义理、道德规范仍在现代交往空间中持续生效。而其依托的具备初民文化形态的原乡随着现代化的发展逐步解体，对旧日家园的回望和对荒原尽头美丽新世界的展望成了现代人的选择，并谋求在混沌、液化的现代形态中寻求一种可靠的秩序性。“泛乡土叙事”呼应了这种渴求，以新媒体为平台将一切上传，客观上保存了秩序的部分形态，最终达到文化循环的状态，并为真正的“赛博乡土”的出现提供了先行意义上的实践经验。

三、“忒修斯悖论”：未来“后乡土叙事”写电子锄头吗？

“乡土叙事”的昨日王者步履蹒跚，“新乡土叙事”的征伐正在大举推进，消费时代的“泛乡土叙事”代言了公共空间中的乡村情境，而是时候宣告“后乡土叙事”的存在和想象“后乡土叙事”的可能了。“后乡土叙事”的创作主体、叙事载体、内容和美学特质必然会进行更新，我们今天所能想象到的比如“AI写作”“新媒体叙事”只是从形式上完成了对乡土叙事的拓展，在技术载体外，我们讨论“后乡土叙事”的重心仍是在“后乡土叙事”的叙事内容和美学特质层面上。

“后乡土叙事”站在整饬清晰、边缘可寻的“乡土叙事”之后，其代表着对后城市化社会中乡土摆放位置和可能形态的想象，显然这是对未来的前瞻、窥望和幻想。乡土中国的过去已记录在案，新乡土中国的现在已动态生成，那么乡土中国的未来何去何从？对这个问题，学界主要持有“转型论”和“终结论”两种观点，现有的乡土叙事也基本呈现为这两种表达方向。一是哀叹乡土颓败，寄寓失根焦虑，如赵本夫《即将消失的村庄》、梁晓声《荒弃的家园》等；二是热切地拥抱乡村现代化转型，高歌“新山乡巨变”，如关仁山《白洋淀上》、乔叶《宝水》等。但是这两种论点都是建立在旧乡土必将消亡的认知下的，正如卢成仁所分析的：“在转型论的认识中，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使得乡土中国成为需要替代和改造的对象；在终结论的思维里，乡土中国已是过去式，犹如老照片，只是农耕时代的一帧历史影像而已。无论转型论，还是终结论，其共同认知是：乡土中国被替代及其消逝，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11]“乡土叙事”“新乡土叙事”和“泛乡土叙事”在已发生的历史链条上建构了成型的叙事样态，并基本能够框定自身叙事话语的边界，即使在液化、动态的现代社会中，都能明确立足核心的叙事要点——对乡土的塑形，而“后乡土叙事”同样是对乡土的再塑，不同的是，“后乡土叙事”需要在乡村消逝的未来去想象历史。

因此，“后乡土叙事”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想象和再塑后现代社会中乡土的形态。遵循幻想的秩序，我们需沿着乡土的历史、现实形态去模拟未来的面貌。乡土的历史是未开启城市化的状态，乡土的现实是城市化进行的结果，那么乡土的未来将是完成城市化后的一艘新造的“忒修斯之船”。“忒修斯之船”有辉煌的过去，雅典国王忒修斯乘着它驶向远海，杀死怪物，人们为了纪念这种壮举一直保养这艘船，当它逐渐老朽，人们依次更换部件，那么“忒修斯悖论”就出现了：这条全新组装过的船还是原来的船吗？城市化的最终发展结果是物质空间意义上的农村消失，如果传统意义上的农村本体的“旧船”消失后，仍要延续乡土叙事的话，搭载其上的“农村、农业、农民”三要素的特质和形态必然会得到更新，“后乡土叙事”所想象的后乡土，仍然要包含“农村、农业、农民”这三农要素，这些显然是新组装的“船板、船桅、船舱”的必要部件，那么，由新的部件重构的“后乡土叙事”，仍然是“乡土叙事”吗？

首先，农业显然不会是“后乡土叙事”关注的重点，因为农业永远不会消失，农业发展的态势是农业集团化和生产机械化，未来只会加速技术更新和制度改革。但劳动伦理也会随之转换，在“后乡土叙事”中，劳作行为或不再具有实用意义，而是成为一种审美行动或是消费行动，男耕女织的耕作行为本身或成为一种新消费品进入公共视野，实际上，在当下的网络直播中，“出镜人劳作—观众打赏”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市场行动。

其次，“后乡土叙事”对于农村的塑造依然是两种方向，要么保存其原貌，将其原生态化，要么让其消散，成为赛博空间内的一个怀旧语词。以对“赛博乡土”进行前瞻式构想的乡土题材科幻小说为例，在这类小说中，作家倾向于将叙事空间仍然设立在保存完整样态的乡土场域内，科幻元素只是作为一种新鲜的调料，被容量巨大的乡土迅速吞噬。如吴楚《幸福的尤刚》，时间背景被设置在近未来，尤村却仍是一处具备原始风貌的典型乡土，基因编辑技术的引入对重视血缘伦理的乡土世界造成了冲击，如《白鹿原》中的战争、饥荒、革命等因素一样，科幻只是作为一种突发事件、一种偶然动因，在短暂地扰乱乡土秩序后，被弹性伸缩的乡土内世界吸纳融合，成为再造乡土伦理世界的一环。刘慈欣的《乡村教师》则将二重空间并置，小说设置了一种极端的危机状态，外星文明对银河星系进行抽样文明测试，只有通过文明测试的星系才能免于被毁灭的危机。外星人抽中了被乡村教师李宝库教过的学生，而学生恰巧背诵过牛顿力学定律，最终拯救了整个星系。乡村支教和星际战争作为平行发生的事件被并举，刘慈欣无意引入超高文明对乡土进行彻底改造，而是将原生态的乡村封存，甚至在小说中，乡土被设定为人类文明的载体，被拔高到救世的地位。由此推论，在科技爆炸的未来，“后乡土叙事”中的典型乡土因素或得以加强，乡土将作为“怀旧的乌托邦”留存在公共记忆中。

最后，“后乡土叙事”塑造的“后农民”形象将具备更加多元的可能。所谓“后农民”，显然是具备乡土性的后人类，后人类一般被认为是对人类存在形态的构想，包括人与机器融合、生物改造自然人、脱离肉身的电子人等。1999年海勒在后人类奠基之作《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一书中将人定义成信息系统，但人的延续离不开物质世界，因而在日益虚拟化的时代谋求具身性，强调人与环境的融合。在复杂的后人类理论中，对既有人文主义价值理论的探讨仍然在持续，因此，遑论“后农民”是否具备肉身，是否擅长操纵“电子锄头”，是否将四肢融入自然、荒野、动物肌体，在无边的关乎人类形态的遐想中，“后乡土叙事”中的“后农民”都能够以乡土性作为指认自身身份及形成集群社区的基本特征。所以，所谓的“后农民”是指所有在精神层面上认同乡土伦理道德、自觉传承乡土文化记忆的人群，他们是赛博空间的游牧者，他们拓殖、征用意义的疆土，将后现代社会出产的经由解构后无所定性的意义、主题、价值收编，导引至整肃、和谐、安宁的精神家园。

正如“乡土叙事”“新乡土叙事”无法摆脱“城市”的影响一样，“后乡土叙事”依然要处理“城乡关系”，让我们继续怀想，传统乡土中国的消逝是一种共识，原生态的乡土形态也只作为一种文化展品留存在公共记忆中，那么极致城市化的结果下人类生存空间将会呈现何种面貌，以及在这种生存空间中乡土叙事的意义将如何定位。爱德华·索亚提出了关于后城市的六种话语，分别是：弹性城市论、国际都市论、外缘都市论、都市两极论、监狱城岛论、拟像城市论。[12]总结起来，一是无边无际的城市巨兽以各种形态吞噬了全部人类生存空间，二是极致城市化造成了生态失衡，一切化为荒野或焦土，或是重新开始“逆城市化”。这二者都将给“后乡土叙事”打开无限的叙事空间，城市吞噬一切，人们在城市的生存压力下怀想旧日的乡土幻梦，而回归荒野也意味着人们将重回乡土，“乡土”成了一切怀旧的起点，成了怀旧的未来中“赛博怀乡病”的最终解药。

人们将在怀旧的国度里寻回失落的价值之根。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将“怀旧”分为：“修复型怀旧”和“反思型怀旧”，这两种“怀旧”都是关乎“我们就归属感和无归属感说出十分不同的故事……有两种怀旧限定一个人与过去、与想象中的群体、与家园、与自我感受的关系……两种类型不是要解释怀想的性质，也不是要解释怀想的心理补偿和无意识潜流；而应当说，是关于我们如何理解自己那似乎不可名状的乡愁，和我们如何看待自己与集体家园的关系”[13]。越是在现代性发展的未来，人们越需要在怀旧的过程中寻找精神故土，那么这种“怀旧的叙事”又可分为“修复型叙事”，以对昨日家园的重现姿态回归旧乡土的精神国度；以及“反思性叙事”，以对旧乡土的悖反姿态来展现自己对现代性的皈依，无论是哪种，乡土都是怀旧的起点，将最大程度上被确认为精神原乡，在混乱、幽深的意义国度里成为永恒的精神桃源。

《怀旧的未来》

[美]斯维特兰娜·博伊姆 著

杨德友 译

译林出版社

2010

那么“忒修斯悖论”将得以解决，在无法厘定边界、框定形制、统一价值的未来，在原生态的传统乡土中国消逝后，旧有的村庄建筑、聚居模式、生产方式都被当作落后的部件抽离，人们在赛博空间里逡巡，通过对各自记忆和想象中的乡土进行编码、上传、下载、再编码，共同完成对乡土的怀旧叙事，由此打造新的“忒修斯之船”，抒发“赛博乡愁”，而这种对乡土文化记忆的持续传承将是新船的“龙骨”，也是“电子忒修斯之船”仍然以“忒修斯”为名、“后乡土叙事”仍然隶属“乡土叙事”的缘由。

从精神还乡的意义而言，从“前现代”到“现代”到“后现代”，无论社会形态如何转变，中国人是“乡土中国”的永恒子民，乡土具有特殊的民俗学、美学的文化价值，又与中国人的情感依恋息息相关。而在无边的“现代性”“后现代性”的诱惑下，乡土是在所有时代的价值秩序中人们最熟悉的基准所在。数字时代的“赛博游民”们可以挥着“电子锄头”进行大规模的精神回乡，不是沿袭旧日的生存法度，套用过时的乡土知识，抑或以一种保守姿态做文化守夜人，而是将文本中的乡土理想世界作为催醒人们文化认同、情感依恋和集体记忆复苏的手段，并与新的时代精神结合，熔铸成新的当代道德知识，去对抗价值话语的裂变、伦理谱系的坍塌和最终无根可依的存在焦虑。这是对“后乡土叙事”的想象，那么“后乡土”之后的乡土呢？是“前乡土”或是“逆乡土”？没人知道，但唯一可确认的是，传统形态的乡土中国可能消逝，但只要有乡土文化记忆的存在，乡土便不会化为“死火”，而是会从冰谷中解冻，成为永恒的诗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百年乡土文学‘德治叙事’及现代转型研究”（项目编号：23AZW108）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此数据来源于本文论者的一线高校教学经验。调查对象为非文科见长的江苏普通一本类高校大一学生，较能代表非专业读者的阅读前史。本次调查时间为2024年9月10日，对象为100名“05后”学生，问卷题目有一项为“你最喜欢的中国现当代小说是哪部？”，其中，路遥《平凡的世界》出现22次，余华《活着》12次，沈从文《边城》9次，陈忠实《白鹿原》7次，萧红《呼兰河传》7次，莫言《蛙》3次，余华《许三观卖血记》2次，鲁迅《故乡》1次，其余为其他类作品。乡土文学作品比例依然超过了60%，但作品名目集中，且没有21世纪以来的作品。

[2][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5页。

[3]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5页。

[4] 贾平凹：《〈极花〉：我的创作来自痛苦的农村老乡》，《博览群书》2016年第5期。

[5] 丁帆：《导论》，丁帆主编：《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6] 王尧：《乡土中国的现代化叙事——从乡土文学到“新乡土文学”》，《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9期。

[7] 李震：《新乡村叙事及其文化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7期。

[8] [法]米歇尔·福柯等：《反怀旧》，《宽忍的灰色黎明——法国哲学家论电影》，李洋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86页。

[9] [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8页。

[10] 多频道网络（Multi-Channel Network，MCN）是与内容创作者合作或直接生产各种独特内容的任何实体或组织，并在发布内容的网络平台上执行业务和营销功能。MCN为网红和自媒体提供内容策划制作、宣传推广、粉丝管理、签约代理等各类服务。

[11] 卢成仁：《乡土中国的命运与农业文化遗产的未来》，《思想战线》2023年第4期。

[12] 参见[美]爱德华·索亚：《关于后都市的六种话语》，汪民安等主编：《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34页。

[13] [美]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怀旧的未来》，杨德友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46页。

扬子江文学评论

2025年第4期

名家三棱镜·石一枫

石一枫 刘诗宇| 流量狂欢中的“躺平”诗学——《一日顶流》创作访谈

孟繁华| 阳光灿烂一少年——石一枫印象

徐 刚| “流量”寓言，或媒介时代的“怕”与“爱”——读石一枫长篇小说《一日顶流》

大家读大家

郜元宝| 汪曾祺1940年代末“在沪返乡小说”的亲情重构

文学史新视野

丁晓原| 文体与文体的时代创造——新时期报告文学价值勘论

易 彬 | 再说新中国的“穆旦”——从新见“查良铮”致何其芳信谈起

申霞艳| 恋地情结与家国情怀——当代家族小说对黍离之悲的创造性重构

思潮与现象

邵燕君| 回心文本，亲自写作——AI时代的文学教育

青年批评家论坛·文学传播研究

顾奕俊| 文学“出圈”与改革开放时代的读者问题

丛子钰| 文学榜的记忆特征与独异性写作

杨 毅| 景观文学与数字群体的情动危机——互联网时代的文学传播与接受问题

青年学者奖

丁 璐| 电子“忒修斯之船”：“赛博乡土”何以成为可能？

作家作品论

徐 勇| 世界整体关系的重建与贾平凹小说创作的文体自觉

周新民| 参差对照与精神光谱的描绘——论《万川归》

王 振 | 微光里的溯游：格非小说中“教养文化”的叙事图谱——从“江南三部曲”到《登春台》

徐家贵| 史铁生与1990年代长篇小说的散文化现象——从《我与地坛》到《务虚笔记》

扬子江文学评论

邮箱｜yzjwxpl202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