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出生的王某，2023年应聘渔船船员，在公海渔船上从事金枪鱼打捞工作，但是在出海后，王某出现严重的晕船情况，当渔船行至太平洋库克海域时，王某在船舱内自缢身亡，直到3个月后王某的遗体才返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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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新闻记者近日从裁判文书网获悉，后经协商，某远洋渔业公司共赔偿王某家属20余万元，但事后王某家属以赔偿金额过低等为由，要求法院撤回之前的协商结果，并向某船员服务公司与某远洋渔业有限公司索赔200余万元。一审法院宁波海事法院认为，事故发生后各方以《调解协议》方式约定补偿，该补偿并未显失公平，对王某家属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一审法院判决书显示，据王某家人表示，2023年3月，王某与某船员服务公司签订了《普通船员劳动合同书》，随后经王某同意，其被派遣至某远洋渔业公司的渔船上，从事公海金枪鱼打捞工作，在渔船上王某担任船员岗位。而在当年的5月15日，王某的亲属却突然接到某船员服务公司的通知称，王某在船上自杀身亡。

而据同船船员证实，王某在船上遭受严重晕船，无法进食，风浪越大，吐得越厉害，想吃但是吃不下，一吃就吐，甚至吐出胆水，身体状态非常差。而在王某自缢前，他所居住在机舱上的杂物间，杂物间不仅堆放着灭火器、消防水管等杂物，还没有空调，而且噪声大。王某搬到杂物间后，用手、用瓶子敲打自己脑袋，甚至用头去撞墙。此外，渔船上并没有医护人员，而船员在船上每天的工作时间不少于12个小时，且中午没有休息时间。

在王某自缢当天，其被同船船员发现。证人表示，在王某自缢三个月后的2023年8月16日，王某的遗体由运输船运回国内。

判决书显示，2023年8月25日，某船员服务公司和某远洋渔业有限公司与王某的母亲签订了《调解协议》，案涉《调解协议》约定，某远洋渔业有限公司一次性补偿20万元、交通补助1万元给其母亲。

不过，后来王某家人认为，案涉《调解协议》上仅有王某母亲一人的签字和手印，而王某还有三个子女，王某母亲并非该三个孩子的法定代理人，无权代表三个孩子确认赔偿金额。而且王某母亲接受各被告赔偿的金额明显低于海上人身损害死亡赔偿金的正常赔偿金额，忽略了王某名下三位被抚养人的权益，显失公平。并希望法院判决对原《调解协议》予以撤销，赔偿王某家属各类损失200余万元。

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四条规定，“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首先，根据公安部门的认定及王某家人确认，王某已被海警局认定为自缢身亡，系自身行为导致，现无证据证明三被告存在侵权行为或对其自缢行为存在明显过错。事故发生后各方以《调解协议》方式约定补偿，该补偿并未显失公平，王某家人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请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其次，案涉《调解协议》签订前，王某的多名家属在当地沟通协调，且有本地海警局、公安部门、法院及司法机构参与，在矛盾调解中心的协调沟通后才签署该协议，因此王某家人关于某船员服务公司与某远洋渔业有限公司等乘人之危的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综上，一审法院宁波海事法院认为，原告王某家人的诉请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驳回王某家人的全部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