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这篇文章之前，麻烦您点击“关注”，方便以后讨论和分享。作者一定会按时按量创作更优质的内容。

文 | 功夫鱼

荷兰这个欧洲小国，最近的操作让人觉得有点“死要面子活受罪”。一方面派代表团前去谈判，一方面却又对外放出狠话，还在卡着其他国家的供应链不放，同时自己又在期望得到别国的援助。荷兰的这些做法，真是把“面子”问题演绎到极致。

在安世半导体的风波背后，到底隐藏了多少自相矛盾的算计？表面上看起来强硬的姿态下，荷兰又有什么难言之隐？这场谈判，带着“面子”包袱的博弈，最终会以和解收场，还是不了了之呢？

大家好，这篇国际评论将聚焦荷兰扣押安世半导体之后的一系列“魔幻操作”。荷兰一方面派出代表团赴华协商，一方面又对外强硬发声，这场涉及“面子”的博弈，能否顺利解决呢？

一边要谈判，一边放狠话

荷兰政府接管安世半导体的事件，已经过去六周了。在这段时间里，荷兰还举行了议会大选，选举结果简直让人啼笑皆非。荷兰议会有150个席位，排在前两位的政党各自获得的席位仅为26个，连20%的占比都没有。看起来就是“神仙打架，没人能赢”。排在第三的政党也只拿到22个席位，前三大党加起来的席位，甚至连组阁的基本门槛都没达成。如此一来，荷兰可能需要一年才能组阁，眼下的临时政府只能继续留下来“收拾烂摊子”。毕竟，这场风波是他们引发的，现在他们只能硬着头皮处理。

作为这次风波的“始作俑者”以及“救火队长”，荷兰经济大臣在11月13日发布了两条消息：一是荷兰下周将派代表团访问中国，专门商谈安世半导体的处理方案；二是他当天还接受了《卫报》的采访。至于是先宣布访问，还是先接受采访，外人无法确定，但从外界的看法来看，这场采访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避免外界误解荷兰“向中国服软”。因此，他在采访中的态度非常强硬。

这种操作其实并不意外。荷兰作为老牌发达国家，即使如今的实力有所下滑，但“死要面子”的毛病依然没改。面子有时比实实在在的利益还重要。在采访中，经济大臣一开口，就把安世半导体事件说成是欧洲的“警钟”。他的意思是，欧洲必须醒悟，尽早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他还把这一事件形容为“发人深省的一课”，言外之意，荷兰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欧洲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和企业老板要从中吸取教训：只要供应链中某个环节不在欧洲自己掌握，随时可能被某些不明所以的政客切断，到时候就算后悔也来不及。

经济大臣还特意澄清，事件与美国的二级制裁无关，并透露自己去年上任后曾与安世半导体的华人CEO见面，提出了两个“荒唐要求”：一是在公司内部设立监督委员会，政府要派人进去；二是建议该CEO辞去职务，理由是担心他会将欧洲的技术和德国汉堡的晶圆厂搬到中国。

如果当时文氏科技收购安世半导体时没有签署类似协议，这种要求简直就是“过分干预”。

当时那位CEO并没有当面拒绝，但后来安世半导体总部有高层悄悄找到经济大臣，递交了材料，称这位华人CEO正在策划将汉堡的晶圆厂搬到中国，还在裁员、转移知识产权。正是因为这个问题，经济大臣在9月30日果断接管了安世半导体，并明确表示，即便再来一次，他仍然会做出同样的决定。他还特别强调，事件发生后自己一直与德国经济部长保持密切联系，暗示自己并不是单打独斗，背后有其他国家的支持。

至于事件最终如何解决，他表示，如果中国允许继续出口相关芯片，荷兰就会考虑将安世半导体交还给原来的华人老板，但目前尚无定论。荷兰经济大臣仍在密切关注德国和美国的汽车企业，看看他们能否拿到中国最新出口的芯片。

自相矛盾的操作

然而，这番话听起来就有些自相矛盾。荷兰一方面命令安世半导体汉堡晶圆厂不得将晶圆运往中国，导致中国企业无法完成封装，另一方面，又期待中国的芯片顺利运到德国的汽车厂。这种局面，怎么看都显得无法自圆其说。

有消息称，德国的汽车厂准备自己出面，从汉堡晶圆厂采购晶圆，再送到中国的相关企业进行封装。这种操作把“死要面子活受罪”演绎得淋漓尽致。

要知道，汉堡晶圆厂的晶圆产量是以亿为单位的，除了中国企业，几乎没有其他公司能够处理如此大规模的封装订单。即便将订单交给其他封装厂，还需要重新做车规认证，最后汽车厂也未必能用得上。而且，万一这些晶圆卖不出去，收不到款，汉堡晶圆厂能撑多久？荷兰总部能否支撑得住，还是说他们只能指望银行贷款？这些问题似乎荷兰经济大臣并没有深入考虑。

最值得注意的是，11月13日，荷兰经济大臣一方面宣布要派代表团访华，一方面又通过英国媒体发出强硬言辞，这种“软硬兼施”的操作，实在让人捉摸不透。真能通过此次访华谈判解决问题吗？

要理解荷兰和德国这些经济官员的思维方式，不能只看眼前的事件，而应该跳出事件本身，从中国的历史背景来分析，便能理解其中的逻辑。这种场景，似乎与清朝晚期的外交态度有些相似。那时，清朝的贵族们在面对外事时屡屡犯错，战败、赔款、割地，却仍在公文中吹嘘“大获全胜”，将妥协称为“施舍”，将“给他们一块地当港湾让他们停船”当做胜利。

结语

尽管现在的欧洲和晚清的社会背景完全不同，但不得不承认，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走向下坡路时，领导者的思维模式竟然如此相似。明明已经陷入困境，却依然死守面子，不肯正视现实。